联合国文件真的是汉语的最薄吗？

1971年以前，作为5种正式语言之一，中文的地位非常低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，是中国贫穷落后、在国际事务中没有话语权；再一个原因就是，当时的“中国代表”以擅长英语为荣，舍弃规定可用的中文不用，无形中贬低了中文在联合国的地位。

以中文处为例，一年之中只挑选简短必要的文件译成中文本，篇幅较长的专题文件往往不能及时完成翻译和缮校，积压一多，不了了之。管理当局对中文服务的绩效并不重视，所以当时华人职员觉得工作没有实际的意义，士气普遍低落。

1971年11月15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出席联大会议。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台，发表了重要讲话。通过中文口译员抑扬顿挫的同声传译，新中国的声音开始响彻联大会堂，也给联合国中文工作带来了新的活力。

新来的中国代表不但一概用中文发言，还坚持阅读会议文件的中文译本。后来大会应中国代表团要求，通过决议规定所有文件的各种语言文本必须同时分发。中文处的工作气氛顿时从松散变成紧张，从消极变为积极。

这一期间，中文处的日常业务，除了工作量大幅度增加之外，还必须作出种种调整。最明显的两种调整，一是繁体字改成简体字，二是文言改成了白话。在此之前，中文处还没有中文打字机，所有文件都只能用手誊写。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，代表团带去了中文打字机，只能打简体。最初出现了怪现象：译员用繁体字写，打字员用简体字打。但不久后，大家都学会了简体字。文言改白话的问题比较微妙。在1971年底以前，除了会议记录，联合国的中文文件，尤其是法律规章的中文本，大体上都采用类似宪章所用的文体，要一下子改成白话文，也的确不容易。联合国的资深译员们纷纷开始补习“中文”。

当时，二十多年的政治隔阂使海峡两岸产生了各自的语言习惯，远在大洋彼岸的联合国也不能超然。在大陆使用的某些词语，特别是政治用语，在台湾和香港并不使用；而联合国的一些习惯用语，在大陆看来也有歧异。联合国的译员们开始阅读《人民日报》，努力习惯熟悉这些词语，并在工作之余纷纷成立小组，研讨如何改进翻译质量。

与此同时，为了提高中文应有的平等地位，常驻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多次呼吁与倡导，1973年12月，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了第3189号决议——“考虑到五种正式语文中四种均已列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语文，并确认为了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能，中文也应具有与其他四种语文同等的地位，决定将中文列为大会工作语文并依此修正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”，联大同时表示“宜将中文列为安理会的工作语文”。

中文成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，是中国提高中文国际地位所取得的初步胜利，但是任重而道远，提高中文的国际地位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。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第一项浩大的工程，就是要把联合国所有文件翻译成中文。

一夜之间，精通中文兼通英、法、西文等联合国其他官方语言的翻译人才变得炙手可热，鉴于中国大陆当时的教育情况，无法提供足够的合适人选，联合国不得不在海外公开招考中文翻译。

从一九七二年开始，到七十年代结束，联合国纽约总部等地通过公开考试，吸收了大批海外华人，这成为联合国文官任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特例。

由于联合国自从1945年成立到1971年的几十年间，很多文件都没有翻译成中文，这些文件就成了所谓的“积压文件”。从1973年开始，这些文件一批批地从联合国总部发到北京，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以“联合国资料小组”这个特殊身份成立，带领全国48所设有英语专业的高校，开始了“积压文件”的翻译。同时还有源源不断的“现时文件”需要翻译、印刷，在联合国开会时，将这些文件的中文版本放到桌面上，供工作人员会议使用。时间紧任务重，在国务院的指导下全国总动员，所有英文专家都投入到这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作之中。历时10年，将联合国38届文件（约8万英文页）全部翻译成了中文。